曹文轩指着我说,邓贤发表的第一篇作品高考作

作者:世界史

原标题:关河五十州出新作《大授衔》

摘要:卜谷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研讨会赣州举行 “在通常的党史和文学作品中,这些故事我们是看不到的。卜谷写作的意义,是把我们忽略的历史真相,给抢救出来了。”在日前江西省赣州市举行的卜谷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研讨会上,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如此评价道。来...

纪实文学是世界了解中国的有效载体。

结合其他文学样式如纪实文学、传记、诗歌散文、文艺评论等创作状况来看,或许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表征着当下上海文学的创作走向和风格趋势。上海曾经是纪实文学创作的重镇,产生过许多极具影响的佳作杰构,也培养了一批热爱并擅长于纪实文学创作的作家,有一些作品还获得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等各种文学奖。近年来,上海作协创办了《上海纪实》电子杂志,主推现实题材的原创纪实文学作品,藉此重整队伍,培育新人,并通过“三屏联动”,资源分享,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日前推出了年度精选本《让历史在文本中回声》,并在开拓文学互联网传播阵地。上海文学界亟待进一步加大对纪实文学创作及其他文学写作的支持力度,积极催生更多大作、力作。

摘要: “这是我第一次将自己的写作视觉从抗战题材和知青题材转向国共战争题材,这是一次全新的转型,20世纪中国历史无法回避的问题这次全都碰上了,因此这也是对我认知能力和表达能力的一个考验,可以看作对上个世纪中国历 ... “这是我第一次将自己的写作视觉从抗战题材和知青题材转向国共战争题材,这是一次全新的转型,20世纪中国历史无法回避的问题这次全都碰上了,因此这也是对我认知能力和表达能力的一个考验,可以看作对上个世纪中国历史全面把握的一个预热阶段。”4月18日,作家邓贤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这样评价自己的新作《大转折——决定中国命运的700天》。而在书市期间,他将带着《大转折》辗转于各大活动现场:4月23日,在成都杜甫草堂举办的“读书日”大型活动上,邓贤将对一千名大学生读者进行《历史为什么转折》的演讲以及现场签名售书活动。4月24日书市开幕之后,中南出版集团将举行本书的新书发布会和媒体见面会,会后接受媒体采访。25日中国出版集团举办第三届读者大会,邓贤还将作为作家代表向读者致词。 历史大题材作品很多事件都为人熟知,创作时最怕的就是放不开手脚。为了呈现内容更翔实、角度更犀利的作品,邓贤耗费3年时间查阅涵盖经济、政治、军事等数百本资料,作品前前后后共修改了近10次。他介绍说,《大转折》是一部长篇纪实文学,从写作到出版过程长达4年时间,其间,邓贤曾到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查阅《蒋介石日记》,为解开许多众说纷纭的历史之谜掌握第一手资料。他说:“这本书有别于党史著作在于,党史专家总结共产党怎样取得胜利,我则总结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政权怎样走向失败。”这本书也不同以往的历史著作,他牢牢抓住这两个灵魂人物,以领袖以及他们身后团队的精神、意志和智慧碰撞来透视历史发展的曲折过程。 从《大国之魂》、《中国知青梦》、《流浪金三角》、长篇小说《天堂之门》到《大转折》,邓贤的每一次创作,都选择不同的题材。他坚持认为,作家每一次写作都应该有理由,尤其是长篇,你为什么选择写这个而不是那个。 1987年,他本来预定写作一部知青长篇,在前往滇西采访途中偶遇塌方(这个地方就是赫赫有名的松山战场)。邓贤留下来,背着一只书包,独自在怒江峡谷里的旧战场上转悠了两个多月,采访上百人,又在云南省图书馆坐了半年,然后写出了《大国之魂》,完成了父辈的战争岁月的记述。 为邓贤带来更多声誉的,是《中国知青梦》;随后的《天堂之门》、《流浪金三角》、《中国知青终结》等纪实长篇小说,为他赢得“知青作家”甚至是“知青代言人”的称号。他希望用自己手中的笔,记录那段铭心刻骨的经历和记忆,追忆他们那一代人的梦想与失落。根据生活中一群返城后的老知青以与众不同的方式投入改革大潮创作的《天堂之门》,反映了当年的老红卫兵企图以革命的方式来拯救世界,但是最后连自己也被时代的大潮淹没的悲剧。邓贤说,这是时代的悲剧,也是一代人注定的命运,需经过粉身碎骨才可能凤凰涅槃。 有时候,写作仅仅是不经意的一句话或转瞬的一念。因为曾经在与金三角毗邻的云南边境当知青,邓贤有过太多耳闻目睹以及与“蒋残匪”、“毒品王国”打交道的记忆。1998年,他在泰国开笔会,别人一句不经意的话:“金三角吗?停战了,国民党残军和昆沙都缴枪了。”就这么一句话,把邓贤的脑袋“轰开了”。这就是后来传得沸沸扬扬的《流浪金三角》。“我曾经有幸见过一位美国作家赫尔曼·沃克,他为写作二战文学巨篇《战争风云》、《战争与回忆》,足迹几乎遍及欧、亚、非大陆数十个国家。我钦佩美国作家非凡的勇气和能力,他们用文学传达个人对于人类命运的强烈关注和思考,可是我们中国作家为什么走不出国门,用我们的文学去关注世界和人类命运?” 邓贤的纪实文学创作,是一次次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实践。这与四川人比较会享受生活的印象大相径庭。邓贤说,这二者并不矛盾。“不畏艰苦地工作,幸福投入地生活,这本来就是一种完整的人生态度。我对纪实文学情有独钟源于对历史本身所呈现的精彩过程的叹服,生活和历史中隐藏太多超乎人们想象的精彩故事和精彩人物,你需要做的是去发现它,挖掘它,以及如何表达。” 在纪实文学创作中,邓贤最在乎历史真实与文学创作的尺度。这个尺度最难把握,最具有挑战性,但是也最有开拓的意味,须知纪实文学的魅力和价值皆取决于此。“我认为作品就是存在于作家心中的一道风景,最终你必须将最大限度接近完美的作品呈现给读者。我不好说别人如何如何,反正我没有对自己满意过,这就是说,我前面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 似乎从上小学起,邓贤就被写作和当作家所吸引。文化大革命的兴起使个人的任何理想都变得模糊起来。直到下放边疆当知青后,邓贤重新开始产生写作的愿望和冲动,并且十分坚定,至今没有改变过。1971年,邓贤去云南省国营陇川农场插队,1978年考入云南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6年。“上大学中文系为的就是当作家,因为坚持这个理想而放弃很多别的机会,比如大学毕业分配给省委书记当秘书,比如1984年到美国留学,1997年移民加拿大等等都放弃了。我坚持认为,一个优秀作家的毕生使命就是,生前活在写作里,死后活在作品里。这就是丈量一个作家生命的唯一长度。” 邓贤发表的第一篇作品高考作文,登在《云南日报》上,据说是满分,让邓贤当时的感觉是“十分地令人鼓舞”。此后,他大步踏上了文学写作的坦途。大学毕业发表第一部电视剧本,当年即获得首届大众电视金鹰奖。“写作无所谓早晚,关键在于你有没有持续创作的冲动和能力。其实今天的我非常感谢社会生活对我的馈赠,因为对一个作家来说,生活也是一种必要的写作阶段,而且是更重要的阶段,就是写作能量的积累。” 从插队到留校任教,离开成都17年的人生经历,使邓贤具备了一个外乡人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自己的家乡。他曾经给中央电视台做过一部60分钟上、下集纪录片《邓贤与成都》,给成都定义为“乐土之邦”。“这个定义的内涵十分丰富,意味十分复杂,值得细细咀嚼,我自己以为较为精准。”邓贤说。成都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认为,“乐土之邦”应是目前所有对成都所做的概括表述中离那个核心距离最近的定义。 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的作品中,没有太多关于故乡题材的描写。他说:“我不是纯粹的四川人,父母长辈以及家族亲友通通都是湖北人。我生于四川长在成都,初中毕业去了云南边疆,那里成为我的第二故乡,我的人生最美好时光即从17岁-34岁;当知青,上大学,留校任教,结婚成家,开始创作,发表作品等等,都是从云南开始和度过的。在我的作品中,大多数题材或者内容都与云南有关,甚至在我梦中出现更多的都是红土地而不是成都平原,我认为这是一种人生的必然选择,是一种注定不可逃避的宿命。因此我相信第二故乡似乎对我的创作更重要,因为它为我的人生成长和创作积累提供了不可替代的营养和能量准备。” 1988年,邓贤重又回到成都,直接动机是“思念亲情”。邓贤戏称,那个时候77级毕业的大学讲师属于“稀缺动物”,很多高校一看简历就争着抢。再回到成都,邓贤的第一个感觉是,这座故乡城市很适合自己的工作,因为这座城市特别适合写作,适合做文化。事实证明他也很适合这座城市:成都这座城市很独特,青城山道家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和“知天乐命”给了人们精神上很大影响,而都江堰水文化中的“顺应自然”和“顺势而为”的农本思想同样成为浇灌这座城市的精神源泉,所以,在邓贤的眼中,成都是幸运的,精神和生活都很富足,安于现状,不慌不忙,迈着慢节奏步伐,享受生活,小富即安,虽被称为“盆地意识”,却不像沿海城市那样浮躁和狂乱,容易迷失自己。成都人的意识恰恰是一个成熟和发达的农业社会精神文化的高度积淀,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期自有它自身的特殊价值,不应以好坏来褒贬它。作为川籍作家,邓贤言简意赅地表达自己对家乡的深切感情“血浓于水,养育之恩不敢忘”。 目前,邓贤在四川某学院中文系任教,他认为大学环境非常适宜读书写作,还可借助理论研究的翅膀审视创作,这就是学者型的作家道路。“但是如果你只把自己关在学院高墙内述而不作,最终很可能变成一条蛀书虫。写作时心如止水,但是思想和目光放之四海,静得下来,走得出去,不为四堵院墙所囿,这就是我的原则。”

  军事纪实文学作家关河五十州新作《大授衔》近日上市,该书为读者生动解读了1955年大授衔内幕。

卜谷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研讨会赣州举行

纪实文学;中国;乐观;前景;中国文学

写作;创作;叙事;纪实文学;语言;上海文学;题材;生活;语词;文学奖

关河五十州是著名军事纪实文学作家,专注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他的笔名取自夏完淳的一首诗:“三年战士一年囚,坐失关河五十州。”在近现代史、战争史写作方面,关河五十州以深入人性的视角、深入历史细节的写作受到读者的推崇,他在今日头条所开设的历史自媒体栏目阅读量累计近亿。据介绍,《大授衔》是继畅销书《战神粟裕》后,关河五十州的又一力作,该书全景式地描绘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进行全军授衔的重大历史事件,浓墨重彩地描写了十大元帅、十大将的丰功伟绩,详尽地诠释了授予元帅、大将军军衔的依据和标准。

    “在通常的党史和文学作品中,这些故事我们是看不到的。卜谷写作的意义,是把我们忽略的历史真相,给抢救出来了。”在日前江西省赣州市举行的卜谷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研讨会上,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如此评价道。来自京津沪赣等地的作家、评论家数十人参加研讨。赣州市委副书记王少玄到会致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文英,江西省文联主席刘华,大众文艺出版社总编辑汪菊平等与会。

六合联盟 1

时光荏苒,又到了检视近期上海文学写作的时候。尽管外面的世界喧闹异常,文学这条路,从来都不那么简单,必须点滴前行。幸运的是,我们总是能发现她在不断地变化与生长,在平稳中缓慢地前行。在这个错杂纷繁的时代,她无法激昂地展开语词的抗争,多少显得静默而从容。它在生命的平静中间荡漾起一道微澜,在语言的雅致背面凸显出一份冲淡。它在铺展诗意的想象与叙事的同时,更显现出某种多元性、多样化的跨界融通的书写特征。

有关专家认为,该书既对诸位将帅的作战风格及战功进行了真实评价,又对诸位开国元勋、有功人士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性格特点等加以精彩生动的叙述,全书以独特的视角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决胜之路。

    作为今年5月召开的全国革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研讨会的持续和延伸,此次对一个作家的作品进行研讨,何建明认为,正是革命历史滋养了一代代赣州作家,作为一个有点热血的作家,对这一片红土地都应该有朝圣般的情怀。他建议赣州成立一个中国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研究会和文学艺术创作基地。

中国青年报:你的5本新作,《南京大屠杀》、《江边中国》、《根本利益》、《生命第一》和《红墙警卫》亮相纽约书展,获得好评。根据你的现场观察,外国读者对“中国故事”的关注度如何?

譬如毛如麟的长篇小说 《梦回上海-海棠丽人》大致属于流行多年的上海历史小说之一种,无论立意还是构思都比较合乎创作常规。它以孤岛时期的时尚界为切入层面,勾勒民国草根逆袭成功的传奇,在叙述上海时尚男女的旷世奇情的同时,实际上还原了一个民族企业由诞生到发展壮大的过程。其特色是史料性、历史感强烈,在历史的虚构和叙事的真实性中企图找到一种平衡,场景描写颇具年代感,叙事从容,具备影视改编的基础。可以说它集中呈现了上海故事和经验传达中的各种特有文化元素和辨识度,语言上有明显的方言特色,但文学传达的个性还不够突出。

作者:路艳霞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江西省文联主席刘华在发言中谈到,回顾赣南当代文学史,这片红土地酝酿了众多“红土文学”,卜谷就是在赣南这种独特文学氛围里成长起来的。他的大多数作品,无论是纪实文学,还是小说,题材都离不开革命历史范畴。作为红军的后代,特殊的红色情结仿佛与生俱来。几十年来,他不图名、不图利,经常奔走在乡间,访问于民间,搜寻着关于革命历史和人物命运的线索。他的创作资源不是来自书本上的史料,不是坐在书斋里的机械演绎,而是扑面而来一种强烈的地气、一种鲜活的存在,因此他的写作是真实记录,更是一种抢救——抢救一个地域在一段特定时期的文化记忆和历史情感。

何建明:在《南京大屠杀》英译版发布会现场,一个来自加拿大的杂志主编对我说:“现在全世界对中国都很感兴趣,对于真切反映中国历史和现实的作品,西方媒体、读者都很渴求。”

六合联盟,王承志的长篇小说《同和里》,其文字亦庄亦谐,叙事成熟,着意表现小人物、小视角、小弄堂,但是读来令人唏嘘,折射出一个年代所蕴涵的悲欢离合和世间冷暖。这部小说的特点是运用了小男孩“大耳朵”的视角,讲述了上海上世纪60年代的市井生活,生活气息浓郁生动,充满了繁复错杂的生活交响。语言上有上海特色,显得精到幽默。不足之处在于长篇叙事需要相应的容量、长度、宽度,还有相应的思想品质、道德筋骨和生活温度,这样的作品才会具有久远的影响力和深切的感染力。作者的创作历史和经验可能存在一定的不足,与《繁花》相比,格局和容量都难以比拟。我以为,记叙历史记忆的作品也应该能从中触摸到当下个体内心的律动,以及悠远历史与文化记忆在个人精神生长过程中的缓慢的浸淫与锚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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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研讨的卜谷新作是长篇纪实文学《红军留下的女人们》。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数十万白军涌来,一部分女红军、女干部、孕妇等被迫留下来。书中记述了14组女人的命运,如历经三灾六难的毛泽东的妻妹、“死而复生”的陈毅元帅的前妻、与瞿秋白一起被捕的两个女人、少共中央局书记李才莲的妻子一诺百年的爱情守望……她们曲折深重的命运,如一曲悲壮的挽歌。为采访这些离散在山野荒间、已然被遗忘的女红军,卜谷数十年跋涉在偏僻山乡,以真正田野调查的方式把她们打捞出来。

纽约书展期间,我在纽约国立大学参加一个论坛,有学生问:“中国发展这么迅速,你们中国作家为何还要虚构写作,为什么不直接纪录现实呢?”当时曹文轩和我都是嘉宾,曹文轩指着我说:“这是我们最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啊!”学生们的问题顿时接二连三地冒了出来,他们对中国话题的关心让人难忘。

刚刚获得“茅盾文学新人奖”的路内,是近年上海风头最健的青年作家,在国内文学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而他的长篇小说《十七岁的轻骑兵》原是主题短篇小说集。它以一座虚构的三线城市、一个少年的成长故事、10个平行独立的篇章构成,展现上世纪90年代初社会转型时期的民生和心态。作者创作正处于喷涌期,这部短篇集严格意义上是长篇写作的零部件,无论从经典长篇叙事还是主题短篇小说集的定义来考量,它都有可斟酌处。在传统意义上,短篇更讲求写作的意味,文字的留白,以凸显整体的社会文化境遇下的个人书写,以及语言的精致和节制,张弛自如,这些都需要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加以深入的摸索和探察。对路内来说,可能还是需要在小说叙事上持久不懈地熬炼和打磨,而不是作简单的量的集聚。而且,他应该在长篇创作上投以更多的心血。甚而,我以为,这代年轻作家呈现给我们的文字景象,是否还欠缺一种在缓慢的写作路程及思考中不倦地探路前行的整体观和过程感。

    评论家们对卜谷这样一种视角向下,关注普通人命运的写作态度给予了充分肯定。李炳银认为,卜谷以悲悯情怀写普通人命运,更能看到历史深处的社会变化,也让读者感受到了历史的伤痛,正是因为伤痛,才突显了历史的伟大。贺绍俊认为,卜谷不作讨巧的写作,他的作品都是花几十年时间采访得来的,又善用特别的视角,如这本《红军留下的女人们》,这个“留下的”,带着很多的无奈和被迫,将视角聚焦于这些命运崎岖的女红军,她们坚韧的精神,她们对信念的忠诚,都很是可贵,散射出人性的光芒。陈福民认为,卜谷的写作向我们呈现了波澜壮阔的大历史之外的历史真相,是流行的历史描述之外的另一种革命;也让读者知晓了在江姐之外,中国革命的女性还有这样的一群,她们的牺牲精神和命运遭际甚少被正面地触及。

事实上,中国的版权输出到了一个非常活跃的阶段,很多外国读者、外国出版社对涉及中国大转折、大变革、大人物、大事件的题材很关注。西方也想了解,中国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是怎么做的?我的作品《江边中国》,讲述一个村庄的发展变迁,许多外国读者很感兴趣。

王唯铭的《10个人的上海前夜》是一部具有上海特色的长篇纪实作品。作者以充满诗意的叙事方式,写了10位与上海文化变迁息息相关的历史人物,展示了鸦片战争后上海风云变幻的历史。作者在材料的收集和对历史资料的整合研究方面下了比较深的功夫,既写历史也写人性,以文学性的延展铺陈增强了历史作品的可读性,在写作上较其上海三部曲的前两部作品有较大突破。吴基民的《上海1931》 也是一部有历史纵深感的长篇纪实作品。作者对中共党史和现代史有比较深入的研究。1931作为深入叙事的切口,步步推进,展现了曾经风云际会的年月,以及早期我党先驱人物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读来引人入胜。虽然史料主要取材于已出版的文献资料,但因为作者在文学和历史方面具有较为深厚的积淀,因而能将史料钩沉消化,寻找到内在线索和逻辑,整合出颇富新意与完整的故事架构。

    卜谷在回顾自己的创作时谈到,沉浸在赣南这块红土地的采访中,不知不觉就有了100多个女人,交由出版社付印的仅为其中的数十人。这些红军留下的女人们,慢慢老去,一个个消失,至今所剩无几。但是,他永远地记住了她们,她们的生命故事经由他的笔,永远地留在了世间。这也是他写作的意义。

中国青年报:相对于纯文学,纪实文学在“走出去”时更占优势吗?

从上述作品来看,虚构类的长篇小说具备了相当的文学水准,中短篇集的创作较为薄弱,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整体的文学原创力和团队群体性的冲击力。结合其他文学样式如纪实文学、传记、诗歌散文、文艺评论等创作状况来看,或许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表征着当下上海文学的创作走向和风格趋势。与我们熟悉的实际现状相比照,应该可能搜集到更多更好的同类作品进入关注的视野,体现上海文学创作的基本生态,鼓励更多写作者创作既具宏阔思想视野,同时携带绮丽文学情怀的优秀作品。优秀的文艺作品,重要的在于思想的奇崛和技艺的经营,在于语象的自然脱俗和语词的妥帖精准,从而构成个体的辨识度。在语言功底苦心凿造的背面,真正可能使之厚积薄发、成就佳构杰作,更重要的是在于如何冲决精神与艺术视域的自我限囿,如何具备敏锐的生活洞察力和蹈厉飞翔的思想人格。这是我们一直以来对上海文学的一种苦心期待。这些年,上海许多有潜力的中青年作家努力探索上海题材以及现实题材的写作,但整体上考量与辨识历史文化的言说能力和对现实生活本质的穿透力、把握力尚有不足,创作上尚未臻至较为高深邈远的境界、情怀和水平,需要更高更新的思想理念的引领和提挈,不然会在同类作品中显得平俗。

    参加研讨的作家、评论家还有张秀峰、钟小平、石一宁、郭晨、张品成、王松、刘颋、李晓君、俞杰等。(本报记者 陆梅)

何建明:首先,今天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它的位置,已经慢慢和西方融合,中西文化的交流,尤其是图书的交流进入了一个良好的阶段。这不是“走出去”或者“走进来”的问题,而是,中国想融入世界的热情,和世界想了解中国的热情,是相通的。只是因为翻译力量、配套机制的匮乏,世界对中国文学的认识还比较有限。

近年来,纪实作品的力度和质量或可带给大家不少欣喜。作者大多为50后作家,延续其原有的创作水平,正蓄势待发。相比较而言,年轻梯队未能组建好,一些年轻作者的纪实作品水准比较一般。上海曾经是纪实文学创作的重镇,产生过许多极具影响的佳作杰构,也培养了一批热爱并擅长于纪实文学创作的作家,有一些作品还获得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等各种文学奖。但在当下,培养一支年轻的纪实文学创作队伍已然是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近年来,上海作协创办了《上海纪实》电子杂志,主推现实题材的原创纪实文学作品,藉此重整队伍,培育新人,并通过“三屏联动”,资源分享,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日前推出了年度精选本 《让历史在文本中回声》,并在开拓文学互联网传播阵地,参与改善网络文学内容生态方面进行了初步尝试。电子刊创办两年来,也发现培养了一些有潜质的年轻作者,但青年写作者驾驭大题材、产生大作品,特别是创作出深刻反映社会现实的纪实长篇还需假以时日。上海文学界亟待进一步加大对纪实文学创作及其他文学写作的支持力度,积极催生更多大作、力作。

    关键词:卜谷,红军留下的女人们,革命历史题材

但在我看来,我们纯文学作品的写作技巧,总体上未必高于西方作家。即便获了诺奖的莫言,他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也还是学习较多、借鉴较多。鲁迅、巴金、郭沫若等作家,他们的写作是自成一格的。但当今的中国当代作家,还很难说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新闻素材来源:中国新闻采编网

进一步说,中国当代作家在技巧技能、主题表达、价值体现等方面,还存在不足。但中国纪实作家在这方面做得要好一些,因为我们太贴近现实了,纪实文学这个文体本身也发展得比较健康。我个人感觉,相对于中国的纯文学,西方对中国的纪实文学更关注一些。我们的“原材料好”、文体成熟度高、有一批优秀的纪实文学作家。纪实文学是世界了解中国的有效载体,所以纪实文学“走出去”的前景比较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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